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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地处长江南岸，在南京、上海之间，江面宽仅1500米，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人称“锁航要塞”，素有“江上雄关”之称，既是由海入江的咽喉，又是南北交通的孔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江阴要塞起义是指，1949年4月21日，国民党军江阴要塞官兵7000余人，在吴铭、唐秉琳、唐秉煜等人率领下，于江苏省江阴附近举行反蒋战场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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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秋，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为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并为渡江战役做好准备。

1947年11月，中共华东局成立华中工作委员会，为了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华中工委决定把江阴要塞列为策反工作的重点。同时指定社会部长兼公安处长宋学武、科长江华和唐君照，对唐秉琳（江阴要塞上校参谋处长）、唐秉煜（国民党国防部三厅分管要塞业务）和吴广文（国民党国防部一厅上校参谋）进行全面考察，条件成熟时可吸收他们入党。

华中工委常委、华东野战军华中指挥部司令员管文蔚代表华中工委批准唐秉琳、唐秉煜、吴广文(盐城县人，黄埔八期毕业，和唐秉琳为姑表兄弟。当时任国民党国防部一厅上校参谋)三人为中共地下特别党员。从此，在江阴要塞内部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此间，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华中指挥部司令员管文蔚，对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多次作过明确指示；根据华中工委的指示，唐秉琳等中共地下特别党员利用同学、同乡、同事的关系，采取联络感情，帮助解决困难等办法，把那些遭到排挤、对国民党统治不满的中下层军官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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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支持戴戎光就任要塞司令，因其与唐君照是同学，其弟是共产党员，支持其上任对地下党开展工作十分有利。

中共地下党员唐秉琳等人取得了戴戎光的信任，便利用戴扩编增加兵员的机会，按照苏北华中工委“多抓力量”的意图，让戴戎光出面巧妙地把吴广文和他的黄埔军校的同学--原兵工处副处长王德蓉(后为中共地下特别党员)一起调进江阴要塞，吴广文任参谋主任(起义前改任守备总队长)，王德蓉任要塞参谋长(起义前改任游动炮团团长)，唐秉琳本人也从守备总队长调任炮兵总台长。

1948年11月，江阴要塞地下党组织根据中共华中工委指示，加强中间力量的争取工作，把重点引向基层。

炮兵总台观察员孟怀高是唐秉煜在黄埔军校的同学，经多次接触和谈心，使其坚定了弃暗投明的决心，并担任了第一大台台长。

第二大台台长邱作霖以及毛介平，在地下党做了工作后表示“听从调遣”。

地下党通过吴广文之父吴兆山利用师徒关系做守备第三大队副曹炳山的工作，将其争取过来。

至此，第一大台长孟怀高、第三中台长毛介平、第二中台长丁佩基、第六中台长吴仲琪、第二大台长傅仲山、工兵营副营长龙浒、通讯连副连长李容有等一大批中间力量皆归心于地下党组织，为江阴要塞适时起义打下了组织基础。

到起义前不久，江阴要塞几支部队的实权都已掌握到中共地下党员手中，要塞司令戴戎光实际上也已经被架空，中共地下党完全控制了江阴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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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宣告“引退”，南京国民政府一片混乱，军政要员纷纷向广州撤退，准备逃往台湾。

1949年2月，唐秉煜在国民党国防部参加了一次作战会议，乘机获得了经蒋介石亲自审批的国民党《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要图》这伤绝密军事情报。他以探亲为名来到了江阴要塞，在黄山炮台总台长办公室和唐秉琳、吴广文、王德蓉一起研究了斗争形势和要塞策反情况。为抓紧准备工作，迎接我军胜利渡江，决定由唐秉煜秘密过江向华中工委汇报工作和请示具体任务。

1949年，阴历年初二夜晚，唐秉煜在要塞守备总队长、中共地下特别党员吴广文的布置和掩护下，装扮成商人，于张家港秘密渡江。连闯数道险关，终于胜利到达江北，在盐城会见了唐君照同志。

然后，由唐君照同志陪同去淮阴，向华中、领导详细汇报了整个情况。受到防丕显、管文蔚、刘先胜等领导同志的欢迎，并给予江阴要塞地下党的工作很高的评价。

管文蔚同志代表华中工委就当前形势和党中央的会议精神，对要塞地下党策反工作的任务和渡江准备做了一系列指示。他说：“全国的解放已为期不远了，我军已临近渡江。我们要有大部队从江阴过江，江阴是我军渡江的主要方向和地段。这是战略的，不是战术的。要塞的地下工作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你们的任务是保障渡江部队顺利安全地登陆，巩固登陆场。以地下党为中心组织这次起义，让开正面，必要时用要塞炮台炮火掩护，保证我军安全渡江。这个担子很重、也很艰苦。”

3月，唐秉煜返回江阴要塞，向地下党传达了华中工委和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领导的指示和决定：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由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直接掌握，以利于整个渡江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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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野粟裕副司令员派华东局社会部情报科科长王微明到华中工委，协助做好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

第10兵团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韦国清接见了王微明，并指出要塞地下党的任务是在30公里防区内控制三到四个渡口，迎接渡江部队登陆。

为充实党的领导力量，确保控制要害部门，王微明和吴铭提议由第10兵团派干部打入要塞内部。第10兵团领导同意从第29军选拔团长李干、营教导员徐以逊、陆德荣和王刚，并由吴铭带领先后化装过江到了江阴。在同地下党的同志研究后，把李干安插在唐秉琳身边当“卫士”，王刚到特务连当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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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王微明正欲赴江阴检查起义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接到叶飞司令员来信，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推迟到20日以后，告吴铭并要求不要心急，不要松懈。

18日，王微明到达江阴，19日同唐秉琳、唐秉煜等人见面时，获知发生了两个情况：一是游击炮团的阵地被第21军接管，二是守备总队队长吴广文被免职。

在此紧急情况下，王微明当机立断，作出如下部署：

由陆德荣、徐以逊潜伏江边，接应渡江先头部队登陆；

找回吴广文，协助刚任命的李云葵控制守备总队，唐秉琳、李干负责控制炮台；

王刚和李容有控制对内对外通讯联系；

王微明以团长王德容“卫士”身份担任内部联络。

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在和谈协议上签字，北平和平谈判宣告破裂。

戴戎光接到蒋军第一绥靖区司令丁治磐“准备作战”的命令后，下午即驱车赶到黄山炮台，坐镇指挥。

入夜，蒋军21军布置在靖江八圩作桥头堡的145师遭到解放军炮火袭击，该师参谋长打电话给要塞炮兵总台长唐秉琳，要求“炮火支援”。

唐秉琳接到电话后，一面表示支援，一面命令黄山炮台减缩四百米射程，使炮弹落在蒋军145师阵地上，因炮弹甚密，有的电话线都打断了，打得该军鬼哭狼嚎，急得145师师长在报话机里苦苦哀求：“请停止炮击!” 

此时在江北的三野十兵团叶飞司令员也从报话机内听得清楚，便高兴地一拍桌子命令说：“时机已到，全体登船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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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凌晨一时左右，解放军渡江先头部队在肖山和长山北麓登陆。中共地下党员徐以逊在肖山脚下接到了解放军渡江登陆部队，立即带领其往黄山与要塞起义部队会师。

凌晨两点以后，从各种情况判断，确认解放军渡江部队前锋已抵达南岸，为不失战机，配合大军渡江，唐乘琳一面布置王刚和李勇有立即切断江阴要塞对外的通讯联系；另一方面布置了佣基炮台执行佯攻射击计划(即用不卸保险，不装引信的炮弹发射)，借以继续迷惑蒋军。

此时，戴戎光在总台指挥所里。他的警卫都已经被中共地下党员设法支开，他本人也受到了唐秉煜和李干、吴铭等同志的监视，但他仍然蒙在鼓里，直到唐秉琳命令发射不卸保险的炬弹时，戴戎光才发现情况不妙，气急败坏地叫嚷，但为时已晚，他身边一个卫士也没有了。

天蒙蒙亮，徐以逊带领解放军渡江先头部队到了黄山脚下，与要塞起义队伍会师，并在唐秉煜的布置下，在黄山各炮台换岗放哨，唐秉煜召集吴铭和李干等人，在总台指挥所门外商量后，3人便持枪冲进指挥所，枪口对准戴戎光，由吴铭向戴戎光宣布说：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江阴要塞全体官兵宣布起义了，要你缴械投降!”戴戎光听了，顿时吓得脸无血色，将所佩带的左轮手枪和子弹袋解下，交给身旁的唐秉煜，然后瘫坐在行军床上。

这时，唐秉琳立即命令江阴要塞各炮台和游动炮团全部调转炮口，举行战场起义。我南下大军在东线未费一枪一弹、全部胜利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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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7时，江阴要塞召开全体官兵大会，宣布起义，正式由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接管。

会后，由唐秉琳、王德容、李云葵、吴广文署名发出致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起义通电。

1949年5月，第三野战军派唐君照到江阴要塞进行整编工作，将要塞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江阴要塞。

此次起义，打开了国民党军长江下游防线的重大缺口，使渡江部队切断了京沪线。

江阴要塞的起义为渡江战役和解放全中国起到了战略性意义，是中国共产党军队以少量的牺牲换取成功的重要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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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8年，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正在进行的时候，解放军就策划筹谋准备一场渡江战役。不难看出，此时战争局势已经进入了共产党反攻阶段了，国民党自然也慌了阵脚。

为此，蒋介石务必要保住江阴要塞这个战略要地，他派遣了重兵构建长江地区的海军和陆军统一放线，想要把守住这最后一道关卡，给共产党来一场反扑。

江阴地区位于上海和南京的交界处，此地地势较窄，呈喇叭口状，收缩仅仅只有1200米宽，只要守住了江阴，基本上就可以把外来敌人拦截在长江口外了。

江阴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最顶端了，不仅是南北的交接口，更是由海入江的要道，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蒋介石企图划江而治，为了能够最大程度地巩固长江防线，他一方面搞假和谈拖延时间，一方面积极准备长江防线，其中江阴要塞更是重中之重，他收拢装备布置江阴要塞，在炮兵总台布置100毫米口径的加农炮和榴弹炮各12枚，战防炮16门，机关炮2门共计42门火炮及1000多士兵。

另外设游动炮团，共3000多士兵，战防炮36门，另外还配备了重型火炮德制榴弹炮、德制加农炮，美制加农炮共20余门。另外还设置了3000多人的守备大队（步兵），相当于一个加强步兵团。

总兵力7000多人，火炮100多门，这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火炮威力相当于国民党军的一个集团军的炮兵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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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地区的司令员也是换了又换，在此等严防死守下，只要解放军敢正面进攻，要拿下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莫说是苍蝇了，即使是蚊子恐怕也难飞进来。

如此一来，要进行渡江战役，必须得拿下江阴地区，可硬来明显不行，只会造成重大的伤亡牺牲，唯一可采取的方法就是智取，把江阴要塞的国民党官兵全部策反。这才是伤害最低，利益最大的方法。

早在1946年的时候，共产党就密谋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了，高瞻远瞩的共产党早就在国军内部安插好了地下党员，值得一提的就是唐秉琳和他的弟弟唐秉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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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秉琳和他的弟弟唐秉煜

兄弟二人都是黄埔军校出生，也算是国民党的先进知识分子，二人本就是为了救国救民，可无奈国民党一心内战，政治一再腐朽，失望之余，他们一同悄悄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兄弟二人在国民党内部都身兼要职，后来更是被调任到江阴要塞担任炮台总台长职位。江阴要塞原本的总司令是孔庆桂，此人贪财好色，无恶不作，以权谋私，在江阴炮台地区尚未完工的时候就中饱私囊，从中打捞油水。

唐秉琳本来觉得司令员是这样一个草包也不错，更便于行动，可现在有变，那么万一新来的司令员决心整顿部队，这对共产党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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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戎光是江苏省射阳县通洋乡人，出生于豪绅家庭。戴戎光兄弟三人，号称“戴氏三光”。其兄戴克光，早年留学于英国剑桥大学；其弟戴曙光，曾留学日本，抗日战争爆发后毅然回国，参加抗日，为当地著名的抗日英烈；戴戎光排行老二，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六期。

戴戎光当上江阴要塞司令完全是唐秉琳帮忙从中活动的结果。正因为江阴要塞素有“江防门户”之称，战略上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军队中一些财迷心窍的人认为，江阴要塞司令是个大有油水可捞的好差事。

由于要塞在江阴黄田港设有检查站，该处是长江南北交通孔道，可走私受贿；沿江一带有芦苇收入；要塞附近有矿山开采，要塞境内亦有良田数百亩可出租；外加上能在江阴棉纱厂搭干股份，可坐地分红；还可用要塞公款在上海做投机买卖；还有吃士兵空额等外快。

因而，1948年5月，当江阴要塞中将司令孔庆桂(江苏仪征人，保定军校毕业)私囊已饱，想辞去要塞司令职务，住公寓享清福的消息一经透露，向蒋介石保荐来要塞的人陆续不断。

孔庆桂曾向蒋保荐江阴要塞的炮兵五十一团团长李道恭或参谋长夏琦继任要塞司令职务，胡宗南也曾飞电保荐过关瑞充任谚职，而蒋介石是想选一名黄埔系的“少壮派”担任此职，故这些推荐者均未获批准。

当时，戴戎光正在南京任陆军总部兵工处少将处长。因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与戴是苏北同乡，又是亲戚关系，中共地下党员唐秉琳等人认为戴戎光的胞兄戴克光和胞弟戴曙光是革命干部，是将来可以接近的人，遂利用顾戴这一微妙关系在国民党政府军务局里进行秘密工作。设法将戴戎光列为第一名送选人，并将戴的考评材料写得特别好，蒋介石便把经军务局局长俞济时签呈中名列第一名的戴戎光圈上了。

几天后，蒋介石在官邸亲自召见戴戎光进行就职前的淡话。他除了劝勉客套以外，又特别对江阴要塞的整个防务作了严格训示。此后，戴戎光便到江阴要塞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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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走马上任后，戴戎光根本就不管事，只顾享乐，是个十足的草包。如此整个江阴要塞的防御部署就彻底落在了唐秉琳唐秉煜兄弟两手上，许多大事呈给戴戎光抉择，他甚至看都不看直接签字，压根没发现任何不妥之处，如此也更加方便了唐秉琳等地下党的行动。

在这期间，唐秉琳兄弟两周旋运作，策反了诸多国民党将领，更是给共产党传送了大量江阴地区的情报，将整个江阴地区的防御部署图一并呈给共产党，这为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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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21日，渡江战役正式打响，百万雄狮过大江，朝江阴地区气势汹汹地涌来，戴戎光不以为意，自信地认为解放军打不进来，他作为司令员，必须在前线指挥。

戴戎光手持望远镜，一面张望敌军，一面厉声命令唐秉琳等人开炮，唐秉琳听令开炮，炮弹一颗颗飞出去后全都落在了地上，戴戎光气急败坏，大骂手下无能。殊不知，他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了。

唐秉琳早就和解放军联系过，六十里内不落炮，以让我军顺利登陆，放出空头炮后。唐秉琳命令手下向国军154师开炮，惊得国军人仰马翻，慌乱之中，也没人知道是谁开的炮。

戴戎光冲进指挥所，却发现指挥所内空无一人，电话机，电报机骏已损毁，不能使用，正在他摸不着头脑的时候，解放军已经顺利登陆，与唐秉琳部队汇合。

大军冲进指挥所，一下子就逮捕了戴戎光，戴戎光惊慌失措地环顾四周，只见都是解放军和唐秉琳部队。这下彻底明白了，原来这7000多军队早就被唐秉琳策反了，在场人中只有他一人是国民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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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1日起义部分有功人员合影中，前排左起：王刚、王征明、李干、徐以逊；后排左起：曹炳三、吴广文、唐秉琳、王德荣、李云葵。

唐秉煜——起义时任江阴要塞工兵营长

1921年2月～2005年6月16日，字君耀，江苏省盐城建湖县上冈镇人。江阴要塞起义指挥者之一，中共地下情报员，“唐氏五兄弟”（唐君鄂、唐小什、唐君照、唐秉琳、唐秉煜）之一。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获三级“解放勋章”。

唐秉琳——起义时任江阴要塞炮台总台长，负责控制炮台

1911年11月3日（一说1914年10月2日）～1999年5月13日，字君琅，江苏省盐城建湖县上冈镇人。江阴要塞起义指挥者之一，中共地下情报员。1955年被授予中校军衔，获三级“解放勋章”；1964年晋升上校军衔。

唐君照——江阴要塞起义后司令部首任政委

1910～1990年 1月10日，原名唐秉光，江苏省盐城建湖县上冈镇人。江阴要塞起义指挥者之一，中共地下情报员。1946年后历任华中11地委组织部长、社会部长、解放军华东野战军12纵支队政委、盐城城防警备司令部政委；1947年12月调任华中公学副校长兼党委副书记；1948年年12月任华中大学党委副书记兼第一教育长。1949年4月渡江战役期间参与组织江阴要塞起义，由刘世湘任首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江阴要塞司令部司令员，其出任解放军江阴要塞司令部首任政委。

李干——起义时任江阴要塞炮台总台长唐秉琳的卫士，负责控制炮台

1912年9月生，湖北英山人。协助江阴要塞起义的解放军团级军事干部。1957年6月17日被授予上校军衔，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4年晋升大校军衔；1988年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

1945年12月任华中野战军第7纵队19旅55团参谋长；1947年7月时任华东野战军第11纵队31旅91 团参谋长率3营于南通县范公堤王家潭箝制国民党军第79旅掩护31旅大部队从海滩突围。

1949年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教导团副团长，第29军87师260团长（华东野战军第11纵队33旅98 团），后被安排至国民党军江阴要塞炮台总台长唐秉琳的卫士协助完成起义任务；1949年4月21日起义当天与徐以逊、陆德荣（容）、王刚等人冲入要塞司令部戴戎光作战室将其制服，由唐秉煜与徐以逊等人押送至第29军86师275团2营长丞民处。

徐以逊——起义时任江阴要塞游动炮团长王德容的副官

协助江阴要塞起义的解放军营级政工干部。江阴要塞起义成功后就地任教导队教导员。

1949年3月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29军86师257团3营教导员，后被安排至国民党军江阴要塞游动炮团长王德容的副官协助完成起义任务。

1949年4月21日起义当天与李干、陆德荣（容）、王刚等人冲入要塞司令部戴戎光作战室将其制服，由唐秉煜与徐以逊等人押送至第29军86师275团2营长丞民处。

陆德荣——起义时任江阴要塞游动炮团长王德容的卫士，负责通讯联系

1949年3月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29军85师255团3营副教导员，后被安排至国民党军江阴要塞游动炮团长王德容的卫士协助完成起义任务；

1949年4月21日起义当天与李干、徐以逊、王刚等人冲入要塞司令部戴戎光作战时将其制服，由唐秉煜与徐以逊等人押送至第29军86师257团2营长丞民处。后任空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参与调查“九·一三”事件飞机坠落原因。

王刚——起义时任江阴要塞内卫机枪班成员，负责通讯联系

1936年3月到上海法租界霞飞路“勤兴皮鞋店”当学徒；1942年3月在因“皖南事变”而流落上海的新四军政治教员沈魁指引下，由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介绍参加苏北新四军东南警卫团特务连，因有文化、口才好并携带有上海原居住地的居住证和职业证件调入由连指导员陈鹏生任队长的武工队，后在反“清乡”作战中成长为游击队长。

1949年3月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29军85师253团2营副教导员，后被安排至国民党军江阴要塞内卫机枪班成员协助完成起义任务。

1949年4月21日起义当天与李干、徐以逊、陆德荣（容）等人冲入要塞司令部戴戎光作战室将其制服，由唐秉煜与徐以逊等人押送至第29军86师275团2营长丞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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